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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84年3月下旬，香江。

    落成不久的华闰大厦五十层，落地窗外阴云压得很低。

    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汽笛声隐隐传来。

    赵刚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狠狠掐灭手里的红塔山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眶。

    桌上摊着厚厚一摞从樱花国弄来的企业财报。

    这段时间，他一直按林希在电话里的交代，专挑那些背着高额美元债、刚引进过先进设备的日系中小代工厂摸底。

    找了一个多月，他的目光来回扫了十几遍，最后停在一份公司资料上。

    武田电子。

    赵刚拿起钢笔，在这四个字上重重画了个圈。

    这家厂子规模不大，但老板是个典型的技术狂，胆子也大。

    前几年半导体市场火热，武田隆一押上全副身家。

    跟住友银行签了无限连带责任贷款，又借了一笔黑道过桥资金。

    买回当时最高规格的步进式光刻机和干法刻蚀机，准备狠狠赌一把。

    赌桌刚摆好，风向就变了。

    碰上去年底《广场协议》一签，汇率剧震，日元疯狂升值，半导体订单突然转冷。

    客户一砍单，他背着的美元债立刻变成绞索。

    成本压不下去，订单接不上来，资金链断裂只用了一个月。

    赵刚按下面前的内线对讲机。

    “让老雷进来一趟。”

    不到三分钟，办公室的实木门被推开。

    进来的人穿着一件略显过时的灰色夹克，发际线偏高，鼻梁上架着厚重的黑框眼镜，手里捏着一个边角磨破皮的旧皮包。

    乍一看，就是个在庙街四处碰壁、唯唯诺诺的底层推销员。

    但当他走过来，把手放在办公桌边缘时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。

    那双手骨节粗大，宽大的指腹和虎口布满了一层又一层发黄的厚重老茧。

    那是常年接触化学药剂、机油和高精度车床留下的永久印记。

    雷四海。

    六七十年代国内某绝密研究所的骨干技术员。

    如今，他是国家常驻香江，专门负责在海外收集敏感技术与设备的顶级“灰人”。

    “赵总，您找我。”

    老雷声音不大，带着点习惯性的沙哑。

    “老雷，林总那边交代的摸底对象，我选好了。”

    赵刚没绕弯子，直接把武田电子的资料推过去，手指点在设备型号上。

    “去一趟江户，找到这家公司。”

    “厂子里有一台步进式光刻机，还有一台干法刻蚀机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眼。

    “不惜一切代价，搞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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